中國哲學與當代世界
作者：張汝倫（復旦大學哲學學院）
孔孟老莊是我們的同時代人嗎？
中國哲學在現代世界的地位如何？價值何在？這是一個中國哲學界始終糾結的問題。西方人在討論一般哲學問題和現代問題時，從不會將古代或過去的哲學經典視為純粹古典的東西，都只有參考價值。他們一般不會認為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或奧古斯丁和康德屬於歷史的陳跡，相反，他們往往會將古典哲學家作為自己的同時代人來研究和討論。然而，一到中國古典哲學，情況似乎馬上就不同了，人們很少會認為中國古典哲學並未過時，並不是真正過去的東西，而是有著和西方經典一樣的現實相關性，偉大的中國古典哲學家與偉大的西方古典哲學家一樣，是我們的同時代人，中國傳統哲學具有超越歷史的當代意義。尤其是當人們把現代性問題簡單地等同於民主與科學時，就更是如此了。然而，我們真的可以這麼簡單的對待哲學與時代的關係問題嗎？哲學是把握在思想中的時代，意味著哲學不是純粹的思維操練或無聊的智力游戲，而是時代的組成部分、時代的靈魂。
但是，時代的確是有不同的，時代的不同不僅客觀存在，而且十分明顯。另外，哲學也的確是可以用時代來描述它們的特徵的，如先秦哲學、古希臘哲學，等等。討論哲學與時代的關係問題顯然必須考慮這些問題。如果時代像物理時間那樣，在質上是一樣的，討論哲學與時代的問題就無必要。但時代之為時代並經常被人強調，就因為它們不但不同，而且它們的不同實際是世界的不同。「時代不同了」與「世界不同了」幾乎是同樣的意思。同屬古代的上古與中古時代有巨大的不同；古代和現代的不同即古今之別本身就是一個重要的歷史哲學問題。我們談「時代」，當然既要談論一般意義的時代，更要談論各個特殊的時代。
伽達默爾晚年在回憶海德格對他的影響時說，海德格之所以讓他心悅誠服，是因為他使得古代哲學家成了他們師生的同時代人。這說明哲學是可以超越產生它的時代，而成為其他時代的同時代者。但在當今中國，極少人會認為孔孟老莊是我們的同時代人。中國古代哲學的意義就在於它是「古代的」哲學，與現代世界最多只有外在的關係，即它是現代學者學術工業活動的對像。在思考現代世界的種種問題，甚至人類的一般問題時，人們援引的哲學資源幾乎都是西方的，從未覺得柏拉圖或亞里士多德也是古人，古希臘哲學也是古代哲學。為什麼我們對中國古代哲學和西方古代哲學會有如此不同的態度？
古代和現代的不同即古今之別本身就是一個重要的歷史哲學問題。我們談「時代」，當然既要談論一般意義的時代，更要談論各個特殊的時代。（vcg圖片）
中國人的現代化情結
這種對待中西古代哲學的不同態度，其實是現代性思維所致。中國人對現代性敘事的接受，首先與我們的現代化情結有關。中國人無論持有什麼哲學和政治信仰，都把現代化看作是自己國家的必然命運，因而都把現代化視為近代中國（人）的根本任務。由於中國人向來重視文化，所以從一開始，中國人就極為重視思想文化的現代化，即用西方文化來改造傳統中國文化。中西之爭實際上是古今之爭，西方文化代表現代文化，中國傳統文化代表已經一去不復返的古代，要想進入現代，以西方文化來改造中國傳統文化，也就是文化的現代化，乃是勢在必行。成中英對中國哲學的現代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哲學問題本身是沒有時代性的，它本身不需要現代化。但提出了解和處理問題的方式卻有時代性。因此，我們談論中國哲學的現代化，必須在方法上尋找現代的了解方式、表達方式，並與我們的體驗相結合。」此話表面看似乎很有道理，有與無、一與多的關系，有何時代性？然而，這些問題總是在一定的歷史語境中提出與討論，有著深刻的時代指向。真正的哲學一定有時代性，一定是對時代問題的回答。「現代的了解方式、表達方式」這些說法本身就體現了哲學的時代性。現代性思維的基本特征就是制造了過去與現在的鴻溝，古今概念不是一個編年史意義上的時間概念，而是具有實質意義的時代概念。現代是指它的種種創制、觀念、行為模式和價值體系；而這些創制、觀念、行為模式和價值體系是史無前例的。吊詭的是，現代的特點卻是去歷史性，歷史被理解為純粹過去的客體。中國人在進入現代世界後也完全接受了這種現代觀，在將現在與過去、現代和傳統截然對立的做法上，比起西方人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就是為什麼西方學者往往並不是在純粹哲學「史」的意義上去研究哲學史，而是將古代哲學提出的問題作為現代問題來討論；而對於中國人來說，古代哲學屬於哲學之「史」，根本不可能涉及現代的問題，更不可能是現代哲學的一部分，最多只是現代世界中的一個「他者」。
現代性作為現代的支配性話語，實際上是現代權力意志的表現，它將它的規範作為超越性的普遍規範來衡量和評估一切，進而規訓和改造一切，當然也包括前現代的思想和哲學。凡是不能被它規訓與改造的，就被作為愚昧、迷信或神秘主義等等反現代的東西而徹底否定。中國古代哲學研究在現代中國的命運正是如此：人們要麼以西釋中，自覺將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納入現代性話語；要麼將之徹底否定。人們那麼熱衷於用主體性來解釋心性之學，或把《易》解釋為現代自然科學的先驅或同道，從表面看是與時俱進，實質是被現代性話語及其知識規範所規訓。規訓的結果，是將現代性的話語及其規範系統當作超越時空的普遍性話語，以此來看待和評判古代的一切，包括哲學。即使是贊同或肯定，實際上也是贊同和肯定它們能納入現代性話語體系，而非它們自身的獨特價值，因為它們本身的話語與規範已被徹底遮蔽和拋棄了。這種將古代哲學「現代化」的做法，其結果是徹底葬送了古代哲學，使得它完全失去了在現代世界中的特殊意義。
人們心悅誠服地接受現代性的話語系統，一個深層原因是我們在接受進化論的同時接受了現代性的決定論思維方式，認為任何哲學都是特定時代的產物，而時代則包括一切非哲學的因素（政治、經濟、社會、科學、宗教，等等）。時代是因，哲學是果，時代產生哲學，決定哲學，而不是相反。人們說，因為近代的科學革命，所以近代哲學以認識論為主；而儒家哲學則要歸因於中國古代的宗法社會和小農經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然而，為什麼在春秋時代產生了彼此有相當差異的諸子百家？19世紀的德國既產生了叔本華的意志哲學又產生了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哲學？顯然，哲學與其時代的關係並非簡單的單線因果決定論所能解釋。
現代哲學的危機
要說明哲學與時代，中國哲學與現代世界的關係，不僅要定義時代，還要定義哲學。中國古代沒有「哲學」概念，所以我們從當代西方哲學家的「哲學」定義開始。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兩點：（１）哲學給予我們的行為、思想、信仰、假定以種種理性的說明，使它們成為一種合理的立場。這個哲學定義假定了世界的合理性。（２）哲學要闡明「最初未被闡明的東西」，也就是要闡明我們的行為、思想、信仰、假定未曾言明的前提。這種前提，歸根結底只能是我們對世界整體性的理解。中國哲學的一個最基本特徵就是它的人生關懷。即使是談論形而上學，最終目的還是要落實在人類正確生活的方式和目的上，表現為對人生意義的思索與探究。更值得注意的是，它不僅僅是一種對人生意義和好生活的思考，還是一種人逐漸改善自己的生活方式。「知行合一」的命題其實已經表明了這一點。現實人生問題和時代危機，以及人類的自我改善，永遠是中國哲學最關心的問題。所以它從來不會脫離現實生活的問題去探討抽像的理性和知識。對於它來說，理性是實踐理性或價值理性，知識是實踐知識或人生智慧。
然而，我們看到，現代哲學，首先是西方哲學，與時代日益脫節，越來越具有「無時代性」的特征。19世紀至20世紀60、70年代，西方哲學以各種形式的現代性批判為其主要發展動力，但越來越走向學院化和技術化。這個事實的典型標志恰恰是「語言學轉向」。語言分析將哲學與時代逐漸隔開，意義和真理的問題不再是一個人生的問題，而只是語言問題，語言批判取代了時代批判。但西方哲學的這種現狀恰恰也反映了這個時代的問題：實質意義的缺失。人們可以承認語法學、語義學和語用學的形式意義，但除此之外卻是意義的虛無主義－－無意義；最多也是只有局部的、不可通約的、碎片化的意義，而不再有整體性的、貫穿人對世界和自己的所有理解和行為的意義。而這種意義的缺失，原因不止一端，但哲學放棄了對世界的整體統一性的追求，與這個世界一起分裂，卻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另外，由於哲學失去了其根本的內容，「理性萎縮成了形式合理性，從而內容的合理性變成了結果的有效性。而這種有效性則取決於人們試圖據以解決問題的程序的合理性」。但程序的合理性並不等於內容的合理性，而內容的合理性如果空缺的話，則結果的有效性將是任意決定的。
現代虛無主義正是脫胎於此種形式化理性。意識哲學向語言哲學的範式轉換並未改變理論脫離現實的狀況，反而加強了哲學與現實的脫離傾向，哲學日益成為純粹的思維技術，或對思維條件、規則、程序的思維，哲學不再是形而上學，甚至不再是存在論。它不再關心人的生存問題。同樣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哲學越來越理論化和「專業化」的結果是哲學的功能範圍日趨萎縮：「哲學剩下能做的，是解釋性地溝通專家知識和日常實踐的取向要求。留給它的是闡明並促進生活世界整體關聯的自我理解進程。」哲學的地位與合法性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哲學本身陷入存在與否的根本危機，哲學死亡的判決書層出不窮。
即使以哲學家自居者，如哈伯馬斯，也認為哲學「作為解釋者也不能吹噓與科學、道德或藝術相比，唯有它能洞察本質，它只擁有可錯的知識」。據此，哈伯馬斯認為：「哲學也必須放棄其干預社會化過程的學說的傳統形式，保持其是理論不變。最後，哲學再也不能根據價值的多寡把不同生活方式多樣出現的總體性加以等級化；它只能把握一般生活世界的普遍結構。」如果說馬克思還因為哲學家只能解釋世界而摒棄了當時流行的作為純理論的哲學的話，哈伯馬斯則相反，要求哲學只作為理論存在。這個對哲學態度的明顯反差部分反映了西方哲學近代以來的嬗變。
然而，現代西方哲學既然已經放棄了對總體性或大全的追求，它又如何能「把握生活世界的普遍結構」？近代以來，哲學先是以自然科學為效仿的典範，繼而試圖與各門科學各司其職，最終在各門具體科學面前俯首稱臣，乃至將自己限於對科學的結論進行一般解釋與說明。而各門人文科學和藝術在現代的壯大使得哲學再也無法壟斷「生活世界整體關聯的自我理解進程」。哲學的確對現代性危機進行了持續的批判，但這同樣也不再是哲學的專利；相反，哲學的現代性批判不斷挪用各門人文社會科學（如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藝術科學、心理學、語言學、文化研究等等）批判的武器和論據，這導致哲學家自己都認為哲學不再必要。今天，批判現代世界危機的主力早已不是哲學，而是上述各門科學。哲學日益退化為純粹的學術工業和學院的一個可有可無的學科。
哲學作為一種生活方式。（vcg圖片）
哲學的危機不只是西方哲學本身發展的邏輯使然，而是與現代性本身的危機有極大關系。現代性的哲學原則是主體性，這是黑格爾的偉大發現。黑格爾在《法哲學》中指出：「一般說來，現代世界的原則是主體性的自由，即精神總體性所有本質的方面都有權得到發展。」在現代，宗教生活、國家和社會，以及科學、道德和藝術，都同樣體現了主體性原則。而它們的結構在哲學中被把握在笛卡兒「我思故我在」的抽像主體性和康德絕對自我意識的形態中。與此同時，則是與主體相分離甚至隔絕的客體的出現，這個客體首先就是自然。主體概念的出現是與人把自己與世界和自然相分離同時發生的。
近代主體性概念是人對自己認識世界能力懷疑的產物，笛卡兒的主體哲學的基本特征就是疑字當頭。當今世界眾聲喧嘩、毫不妥協的態度，不分青紅皂白訴諸暴力，普遍反對既定權威，普遍放棄傳統形式，各種無政府主義和相對主義，都不過是這種分裂的社會文化表現。這種分裂的一個必然結果是真正哲學的死亡。延續一個多世紀且愈演愈烈的哲學危機，實際根源於此。當今世界是一個分裂有餘、統一全無的世界。「全球化」不但沒有帶來天下大同、世界統一，反而使世界愈益分裂。與此同時，人類的思想和學術也「道術為天下裂」，不復統一性和整體性。哲學家、經濟學家和物理學家的世界可能是非常不同，彼此無法相互理解，甚至無法公度。可不管怎麼說人類總還是生活在同一個世界上的一個整體，整體不存在，個體毫無意義，反之亦然。但個體的確是從整體中得到其規定，卻是不爭的事實。對世界的種種不同理解，各種不同的專業解釋，歸根結底是以一個也許未曾意識到的對世界的總體性理解為前提的。
在中國哲學中，世界是統一的，自然與人類不是兩個分隔的領域，互為陌路，而是互為原型，人固然效法自然，自然也按照我們通常用於人類的表述運作。真善美不是三個不同的範疇領域，分屬不同的哲學活動，而是統一的世界的基本價值範疇。在中國哲學看來，把真、善、美的追求分割開來是不可想像的。中國哲學既是理論的，更是實踐的，形上就是形下，道通為一，所有的哲學問題以對世界的整體性原則－－道為前提，復歸於道。只要人們承認「哲學包含大量闡明最初未被闡明的東西」，哲學應該闡明我們對世界的存在論理解，那麼以追求世界的整體性把握為職志的中國哲學，就不但與當代世界密切相關，而且為當今世界所必需。
如果我們認為哲學乃合理生活所必需，是人類的一種基本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學院中人的謀生手段，那麼它就不應該僅僅是關於好生活和人的德性的理論，也應該本身就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人改善自身的實踐，如中國的儒家哲學和道家哲學那樣。如果康德說的「世界哲學」還為當代世界所必需，那麼從來就是「世界哲學」的中國傳統哲學，就不僅僅是過去了的事物和學者研究的主題，而屬於當代世界，與當代世界有著直接的相關性，中國古代的偉大哲學家，與西方哲學史上的偉大哲學家一樣，是我們的同時代人。他們通過我們，與我們一起思考當今世界。對於中國哲學家來說，思考不是旁觀或靜觀，而是改變，首先改變思考者自己，從而改變世界。
本文原載《哲學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